如何发现好的研究问题（二）| 对话佳作021期

前言

问题是整个研究工作所围绕的核心，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门应实践需求而生，同时又和公共管理实践联系十分紧密的应用学科，更是要求公共管理学人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迄今为止，对话佳作栏目已进行了20期，每一期佳作的产生都得益于作者选取的好的研究问题，本文摘选11-20期中栏目嘉宾对如何发现研究问题这一问题的看法进行总结，以飨读者。

对话夏瑛老师

Q：请问您是如何找到契机发现了信访制度在治理实践中的制度逻辑？在研究中要如何避免陷入惯性思维或受主流观点局限呢？

夏老师：从读博开始，我的老师们就不断提醒我们要培养学术研究的批判思维，对已有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怀疑精神，不要急于全盘接受。这样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研究契机；长久来看，也有助于推动整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对于信访研究，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比如说，为什么一个旨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制度”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问题制造者”甚至“问题”本身？信访领域的“问题”究竟是“干部太坏”还是“刁民太多”造成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还有一些更基础的问题，比如老百姓一般因为什么事情去信访？他们是去表达政治诉求的还是去找政府解决自身纠纷的？解决这些疑问得有足够充分的经验材料，这恰好就是信访实证研究向前推进的一道屏障。很幸运我找到了打开这道屏障的钥匙——但这其实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刚开始接触资料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材料能把我带向哪里。后来，在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一些潜在的“发现”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其中之一就是有大量信访人因民事纠纷去政府信访，希望政府帮他们解决问题。这就是我文章中所说的“非行政信访”。我是在“行政信访”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行政信访”这个类别。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具体行政工作，“行政信访”是有具体边界和范畴的，具体体现在国家《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中。但是，我所看到的很多案例都不属于“行政信访”这个类别。我是从这个“不匹配”出发，开始分析那些不在行政信访处理范畴内的信访诉求的特征，尝试去理解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思考得越多，越觉得信访行为的这种特征是当前信访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信访制度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部分，又是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这两种制度定位向民众释放着不一样的制度信号。当理性的人们尝试解决自己困难的时候，他们自然更希望从前者而非后者去理解信访制度。如此，“非行政信访”就大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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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乾友老师

Q：通过对论文的阅读，我们发现您的问题意识很独特、提炼总结理论的功底十分深厚，论证举例从书本文献到电影生活。您可以分享一些培养问题意识和提炼理论能力的经验吗？

张老师：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读高质量的和多样化的文献。如果用波兰尼的概念，理论能力的训练是一个默会致知的过程，我们要先进入理论的世界之中，通过对理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体悟来学习、运用和生产理论。当然，这对今天的年轻学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无论课堂、学术期刊、会议还是其他渠道上提供出来的知识都越来越单一化了。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都比这些渠道投射出来的镜像复杂得多，要理解这种复杂性，我们就得保持自身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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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黄其松、胡赣栋老师

Q：本文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但关注者较少，两位老师是基于怎样的契机想到这一问题的？

黄老师、胡老师：贵大公共管理学院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让学生了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的实际运行，我倡导设立了“书记县长论坛”，不定期的邀请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副县长莅临讲座（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论坛暂停了）。通过论坛，我们与部分县委书记和县长有了简单的交往，后来还去几个县做过调研。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县级党委政府以及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调研以及与书记县长的交往，我们发现县级党委政府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开始对问题原因的思考，也正是这种思考给了我们写作论文的契机。我们希望通过关注县域党委政府一把手权力的配置来理解县域政治，进而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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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利文老师

Q：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对于青年学者以及研究生在问题意识培养和理论提炼能力等方面有何经验分享吗？

李老师：从读研究生开始，我的很多任课老师就开始不断强调“问题意识”，甚至强调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提出能够占整个研究质量的一半。由于个人比较愚笨，刚开始对任课老师们在这方面的强调和提醒并不在意，因此也吃了很多亏。读研究生期间最喜欢的就是出去调研或者找人访谈，但跟着导师或者师兄师姐出去调研了几次回来，发现自己也没啥收获，看到的、听到的无非还是媒体上报道的或者书本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因此也感觉很失望。在后来偶然的一次科研汇报中，博导不经意的几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启发，他说一个好的研究在调研之前都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就此，我意识到为什么不同的人去同样的地方调研会产生不同问题、得出不同的结果，关键还在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即算是同一专业的学生和老师也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注意力焦点），因而会看到不同的问题并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出去调研之前一定要做足前期功课，要广泛阅读与该主题相关的资料，否则进入调研场地之后可能就会脑袋一片空白或者陷入简单地“走马观花”。问题意识不会凭空产生、无中生有，它是建立在前期大量工作（阅读、分析、讨论等）的基础之上的。

另外，有时候我们就自身的文献积淀和知识结构并提不出好的问题，但方法论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倒逼我们产生问题意识。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潜在的预设的通用性的研究问题，比如就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分析，我们可以采用很多研究工具来进行研究，比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为什么有些谣言生命力很强而有些谣言则很脆弱、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回答面对疫情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反应很快而有些反应迟钝、运用模拟仿真解释为什么前期确诊人数较少而现在确诊人数激增等。每一种分析工具实际上对应某一个或某一类预设问题的解决。当然，虽然方法论工具的运用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提出粗糙的问题，但如何区分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如何进行精细化的研究设计、如何进行详细的论证等还要回到文献积累和学术锻炼这一基本问题上来。因此，就个人经验而言，问题意识主要来源于文献积淀，但方法论的学习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提出问题、理清逻辑。就理论提炼方面而言，个人认为也是要多阅读、多思考，尤其是要抓住文献中的核心变量，建立符合理论和经验的逻辑结构，然后通过实践调研来反复检验和反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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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研究问题的发现虽然也受偶发的“机缘”因素影响，但更多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基础之上，自身长期学术积淀的自然结果，期待更多具有现实关怀的公共管理学人，发现更多好问题，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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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校对 | 张珺、高光涵、李磊

本期编辑 | 景申榆